作者：点灯人教育 发表时间：2015-09-07 16:28:10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个人的经历：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呆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疲于奔命”这个成语典出何处？
《左传》里头有一个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庄王底下的一个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点子很多，给楚庄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对楚庄王成就霸业有所贡献。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到处征伐。有一次灭了陈国。这个陈国有一个大美人叫夏姬，据说她青春永驻，无论长到几十岁永远“望之如二十许人”。那些公侯们打来打去，争夺她也是动机之一。所以她转嫁了好多国。楚庄王灭了陈国以后，也想把这个夏姬娶过来，巫臣就劝他说，你本来伐陈是“伐不义”（霸主总要给对方安个什么罪名，才师出有名，我忘了陈国是因何获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给娶过来了，这不显得你是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义上就站不住了。那个楚庄王确实有雄心壮志，就听了他的劝告，没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劝他说，这个女人不祥，是个妖孽，你看她嫁了几个国家，亡了几个国家？。于是子反也听了他的，没娶她。最后这位老兄自己带着这个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晋国（其中还有一些曲折的情节，不详细讲了）。另外他因为别的事得罪了楚庄王另一个弟弟子重。那两位公子气得要死，要求楚庄王向晋国要人，诛杀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引渡。那楚庄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较大度，说巫臣也算立过功的，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罢。不久，楚庄王死了，楚共王继位，子重、子反两位公子权力就比较大了，还是觉得这口气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还留在楚国的家属全给杀了，包括他的旁系亲属。巫臣知道后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叫你们两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撺掇晋国联合吴国跟楚国闹事，明天又挑拨郑国寻衅，不断骚扰楚国各个方向的边境。他本来就鬼主意多，弄得这两位公子在国境内外来回奔波，“一岁七奔命”，就是一年里头七次出国，或是到边境。现在交通发达无所谓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申公巫臣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特逗，还有很多有趣的事。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Diein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人踩上去整个脚就陷进去了。还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织成跟宫里的大殿一样大，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的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
《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多讲了，不过我还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权力”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这个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侈的东西都是形容得特别美，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我前面说了，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专场，不对他做全面道德评价。现在就诗论诗，至少他所有写的都是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的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他如果没有对那些劳作者就近观察，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像现在似的，在媒体宣传，树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不论如何，就诗而言，琅琅上口是优点。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白居易很适合的，既有美感，又培养同情心。我这里只讲了白居易，其实如杜甫有许多诗尽管是近体诗，格律严谨，也是琅琅上口，很容易记住的，就没有时间多讲了。
4.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自从屈原的《离骚》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作政治解释。是失恋，怀念情人，还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老是在那儿望着金阙之上，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比如《诗经》的《国风》是吧？包括第一首“关关雎鸠”，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诗经》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为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无邪”，总要加入点政治，有些就比较牵强。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说得很含蓄、模糊，让人去猜。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他的诗非常美，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胧诗。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就是那么一种意境，让人无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闲情赋》的例子。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读过，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衿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读起来很美，如果变成白话，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但又怕晚上脱衣服离开你的身体，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长，老不天亮。接着一连串的愿附在那人身上各个部位，例如“愿在发而为泽”，就是做头发上的头油，又怕人家爱洗头，一下子随着脏水冲掉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觉就把鞋子脱在床下了……。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位梁太子萧统看不上，他还说过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位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但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接近“艳词”了。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偷着乐，那十个“愿……”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从通篇来看，陶渊明见到了一位女士，只是远远望着，对她产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没等着见一面，纯粹是单相思。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讲得很清楚，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而是颠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那篇都写明白了，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这是我的看法。陶渊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别人写不出来。
5.隐逸情怀，逃离官场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无论哪个时代，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的，还有《五柳先生传》。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说过，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颂德之作，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大多被时间所淘汰。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从孟子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说，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是反叛的年龄，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谈论竹林七贤，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从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乱世，隐逸成风，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孟浩然是一个。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觉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后来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绝症，离不开山林了。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屡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后来发现毛泽东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今人不可能多读古文，但不可不读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诸位都是专业的中文教师，我可能班门弄斧。我的体会算不上学术观点，纯粹是个人的感受，一得之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审美的品味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你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要学我学过那些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就是像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知道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我还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我说他也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那写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那时就是少年狂。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艺术，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
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也不是专门为某一种政治服务。你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乡、你的故土、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但是同时你觉得你应该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在骂鲁迅，但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觉得它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