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在我国起源很早。至少从周朝就开始了，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周礼》里有这样的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意思是说，古代士大夫的子弟（国子）的老师（大司乐），用“兴、道、讽、诵、言、语”六种训练方法，教他们学习诗歌（乐语）。其中，“讽、诵”，注《周礼》的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是：“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文”就是今天说的背诵，“以声节之”就是今天说的吟诵。“讽、诵”的训练就是背诵和吟诵的训练。
吟诵在一百年前，一直是中国语文不可或缺的极其有效的教学方法。然而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重要的传承方式几乎被人们遗忘，成为了“绝学”。当前，在中国，式微已久的吟诵正在复苏，但是总的说来是小学较热，中学较冷。这里，有难以逾越的应试教育的障碍，不过更多的是人们对吟诵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更不用说懂得吟诵。吟诵能否重新进入课堂，当务之急是：一要提高人们对吟诵的认识，二要学会吟诵的基本方法。第一个问题有三点是不能不说的：
吟诵是我国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有声读书方法和表达方式，它是文学、音乐、语言的综合体，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读”即诵读，“唱”即歌唱。吟诵在“读”与“唱”之间，有的更接近于“读”，但又不同于“读”；有的则更接近于“唱”，但又不同于“唱”。接近于“读”的吟诵，一般音域较窄，旋律单纯，风格朴实；接近于“唱”的吟诵，一般音域宽广，旋律跌宕，风格华美。但是，接近于“读”的吟诵，绝不是说话或读单字时的语调，它比诵读更具有音乐性；接近于“唱”的吟诵，虽然也“像歌唱似的”，即既同歌唱一样要行腔使调，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歌唱。正如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所说的那样：“吟诗没有唱歌那么固定；同是一句‘满插瓶花罢出游’，不用说因地方不同而调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念两次也不能工尺全同，不过大致是同一个调儿就是了。”（《新诗歌集》序）又正如诗人、戏剧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所说的那样：“中国旧时对于诗歌本来有朗吟的办法，那是接近于唱，也可以说是无乐谱的自由唱。”（《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序）总而言之，“读”是运用自然语音，“吟”和“唱”两者都是采用乐音，从“读”到“吟”再到“唱”，音乐的元素逐渐增多。不过，“唱”是定词定曲，而“吟”是定调不定词；“唱”不用讲究平仄，而“吟”却要遵守平仄规律。
吟诵这门独特的有声读书方法和表达方式，具有多种功能：
（1）吟诵是中华文化传承的的重要载体，是诗文创作、修改、鉴赏、口头交流与发表的重要方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承载体也多种多样。当今，书籍、传媒当然是传承的重要载体，然而，吟诵也是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具有中华文化显著特点的有声传承载体。
2005 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在《赵元任程曦吟诵遗音录》序中就说过：吟诵“一向是传播、普及传统文化和启蒙教育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历来的诗词创作、修改、鉴赏、口头交流与发表，多在吟诵中进行。……儒家先贤们创造的这种集文学、语言与音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对促进我国文化繁荣、提高全民素质，产生过重大作用。”事实正是这样：屈原是“行吟泽畔”，李白是“长吟到五更”，杜甫是“新诗改罢自长吟”，白居易是“每逢风月一闲吟”，龚自珍是“吟鞭东指即天涯”，鲁迅是“吟罢低眉无写处”，连毛泽东有的诗词也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哼”也是“吟”。一本《全唐诗》，“吟”字就出现过3397 次，吟诵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吟诵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是培养语感的捷径。
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叶圣陶就说过：“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不该只用心和眼来学习；须在心和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的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唯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是全面不偏。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能终身受用不尽。”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重分析，轻吟诵”的现象却无大改变。
语感，是语文素养的核心，是一种对于读写听说敏锐的感受力，是丰富正确的理解力和表达力。语感敏锐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一下笔就写得出来，一耳朵就听得出来，一嘴巴就说得出来。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早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叶圣陶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语感训练。”吕叔湘说：“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最要紧”、“首要”就说明语感培养的重要性。而语感是不能单凭分析而取得的，吟诵正是我国自古以来培养语感的捷径。它是一种体验，它又是一种感悟，同时，它又是“天人合一”之综合思维在语文教学领域的一种体现和训练。
（3）吟诵可以激发兴趣，加强记忆和理解，促进背诵
1998 年9 月，著名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加籍华人学者叶嘉莹写信给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信中说：“我深感振兴中国古典文化对于提高国民品质与改善社会风气的重要性。我的理想是在幼儿园和小学生的课程中增设‘古诗唱游’一科，以吟唱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们背诵古诗。我曾用此方法在海外教授留学生子弟，效果极好。但我以为华人的根基在大陆，一定要在大陆推广才是。”实践证明，吟诵能增强学习语文的兴趣，加强对经典诗文的记忆和理解，背诵也变得容易得多了。
此外，吟诵还可以励志，吟诵还可以养生，这里就不多说了。
吟诵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发展，历史十分悠久，至今至少有三千多年历史。吟诵不但是中华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而且在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汉文化圈里，吟诵汉诗的传统也一直流传不衰。尤其是在日本，现今各种吟诗社的社员达500 万人以上，并且吟诵这种方式也早就进入了卡拉ok。
“唐调”是我国20 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吟诵调，它继承了历代先贤吟诵的基本特质，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1865-1954）在桐城派吟诵的基础上创作的吟诵调。其特点为阴阳刚柔——阳刚则铿锵而高亢，阴柔则幽邃而致远，当今被誉为“穿越时空”的中华传统吟诵第一调。而唐调的传人如戴逸、范敬宜、陈以鸿、萧善芗等等，他们源于唐调的吟诵调又各有各的精彩。陈少松是师承唐文治弟子钱仲联的吟诵家，著有吟诵专著——《古诗词文吟诵》，书中收入若干唐调作品。
不亚于唐文治，堪与唐文治并称我国20 世纪吟诵双壁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州吟诵”杰出代表之一的赵元任（1892-1982）。唐文治的贡献偏重于吟诵的传播，而赵元任的贡献则偏重于吟诵的研究，两者各领风骚。对赵元任及常州吟诵的研究，功不可没的是吟诵家秦德祥，其著有《吟诵音乐》、《赵元任、程曦吟诵遗音录》、《“绝学”探微吟诵文集》等。
至于南派吟诵腔调为100 多年前，由经学大家陈澧（1812-1882）所创。其特点是平声悠扬，上声、去声婉转有致，入声短促、激越，韵脚拖腔。南派吟诵的承传和推广者是岭南词人兼词学理论家朱庸斋（1920-1983）。其早期弟子吕君忾、陈永正等人，他们的吟诵虽然都传承了南派的特点，但是具体的吟诵腔调又各有千秋。
吟诵，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宝库。然而近百年来，成为了“绝学”，因此，对吟诵进行抢救、整理与研究，是非常有意义而又紧迫的工作。当前，在中国，式微已久的吟诵正在复苏。不过，这复苏不是复旧，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普通话新吟诵”就是这一继承和创新的成果之一。吟诵家徐健顺，为了抢救、研究、传承、发展吟诵的文化，几乎跑遍神州大地，其丰硕的成果可圈可点。他对传统的优秀吟诵调的模唱及在继承基础上创作的普通话新吟诵调，深受年轻一代的欢迎，其著有《徐健顺吟诵文集》、《我爱吟诵》等。
更可喜的是，2010 年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正式公布，批准“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课题为重大项目，由首都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主持完成。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席专家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吟诵学会常务副会长赵敏俐教授，南开大学的首席专家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教授。这是吟诵首次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这标志着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可以预见，中华吟诵“绝学”，永不会绝，它将焕发出新的光彩。至于怎样学会吟诵，我认为最高效、最快捷的方法是参加中华吟诵学会举办的“中华吟诵骨干师资培训班”的面授，然后再辅以自修。
如果上面两个条件都具备，让吟诵重新进入课堂就指日可待，不会成为空中楼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