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理员 发表时间：2015-03-20 09:29:37
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博士，又在哈佛大学读了一个博士后，然后在剑桥大学工作了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清华大学工作。这个履历看起来是比较“豪华”的，但是回顾我20年的求学经历，就好像在一个黑漆漆的空间里爬楼梯，经常摔倒，有时候进一步会退两步。
我觉着这跟我在求学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有关系。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忌。比如，我1992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在1985年还叫“科学社会主义系”，所以很多老师可能去年还在教计划经济为什么是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错的，而今年就开始教计划经济为什么是错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对的。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我想可以将它们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片空白期”，第二个阶段是“随波逐流期”，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头再来期”。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你们可以直接进入“从头再来期”。我到30岁左右才学会真正的读书思考的方法，在座的可能都是20岁左右，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感觉很迷茫的话，没关系，你们还有十来年的时间可以浪费。
我上大学之前读的书，基本上就是高考数学习题集，最好的可能就是海淀区高考习题集。我不但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或者一些西方经典，甚至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金庸、琼瑶我都没读过。以至于后来在大学跟同学交流，别人都认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空白”对那个时期都是一种美化。因为“空白”意味着你至少没有“中毒”，现在想想，我高中受到的教育其实还是中了不少毒，接受了许多成见甚至是谎言，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摆脱了它们。比如当时听到“农民起义”四个字，我就会想到“可歌可泣”，但是后来我发现，许多农民起义军比朝廷还要坏。再比如，一听到“北洋军阀”四个字，我就会想起“民不聊生”，但是现在就会意识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比后来的国民党还要开明。再比如，听到“封建社会”四个字我就会想起“三座大山”，后来发现，有些人觉得“封建社会”简直是乌托邦、田园式的生活。
朱大可老师说过他在大学教书时，是帮助学生“从负数变成零”，而不是从零增加一些知识。其实，从负数爬到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包括我，渗入到潜意识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破除。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7年可以称为“随波逐流期”。尤其是本科4年，我在课堂上其实没有学到很多东西。现在回忆起来，如果大学老师带领我们读四年《参考消息》，可能学到的东西都比讲课学到的东西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师带我们读了四年《人民日报》。
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人文主义复兴，在90年代初还有些尾巴留在那里，那时我们同学流行读尼采、萨特，然后我也会跟着去读。这有点像你明明有只36码的脚，却非要穿一双42码的鞋子，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意识和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根本不接轨。比如，尼采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基督教文明进行的批判与反思，而我一个从江西小县城跑到北京来读书的小姑娘，天天在那里哀叹“上帝死了”，好像上帝在我这里活过一样。这个是非常荒诞的，在你的问题意识与所读的东西不接轨的情况下，因为别人在读，所以你也跟着读，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读书思考的方法。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是90年代末期，流行读后现代的作者，比如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于是我也开始读。当时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下岗工人，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分化。但我对这些问题完全视而不见，每天窝在那里读福柯。我记得当时流行的福柯的书有《知识的谱系》、《规训与惩罚》，读了之后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感觉他的东西真酷，很前卫。
当时读那种书就好像你们现在手里拿一个iPhone4一样。比如说你们现在谁还在读周国平，那就好像你们手里拿了一个iPhone1；如果是刘小枫，你就是拿着一个iPhone2；如果是亨廷顿，你可能是拿着iPhone3；但是你读一个福柯、布迪厄那你就是拿着iPhone4了。当时就是一种时髦、显酷、表姿态、随波逐流的感觉。
其实这样读书是很有害的，我现在建议你们，如果读不进一些大部头的东西，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失措，如果你找不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他（她）关心的问题，不了解他（她）历史上的来龙去脉，那么你先不去读也没有关系。
你最应该读的是那些你关心的问题，比如你关心下岗工人问题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去读相关书籍。并不是说你读柏拉图、福柯就比读陈晓鲁、陈志武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高级。虽然他们可能不像那些人一样如雷贯耳，但是从你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也许读着读着，你就可以解决更深的问题，会引领你读到那些更大家的东西。
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到很多理论，但是我现在想想，美国的博士学位是配合他们的本科教育来开展的，如果你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本科教育而直接进入博士教育，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
比如当时我们学拉美政治这门课，讲了许多拉美政治的理论，但他是在假设你对拉美政治现实很了解的情况下教的。所以当要写一篇解释为什么1973年阿连德会被推翻的论文时，我就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的论文，说可以从结构主义、精英决定论等方面分析，但实际上对当时的智利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太清楚。
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当时很多论文或者研讨都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经济学家黄亚生，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他就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当时的西方学者，包括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分析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因为中国的乡镇企业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模式，因为乡镇企业的产权是属于乡镇政府的，既然政府所有的企业都能发展得这么好，那就是说不一定要有清晰的产权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当时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黄亚生当时就回到中国，做许多经验调查，搜集无数的档案，发现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实90%本质上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为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开展工作，才不得不挂靠在政府名下。
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当你真正理解许多问题“是什么”之后，“为什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我希望传达给你们的一些经验教训，希望你们不要被大的理论、经验所吓倒，仔细地、老老实实地把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件事情搞清楚，无论是当代中国在发生什么，还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经典到经验》，引起很多争论。很多人批判我说你怎么教导小孩子不要读经典，其实不是。我认为读经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更重要。应该是从经验里面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的方向。
我是30岁高龄才进入这个阶段的，就是要从真问题出发，你关注什么就去读什么书。
比如说我27岁左右开始在网上读一些东西，我发现许多震撼性的东西。当时我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有关中国革命的。包括后来我关注“民主”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包括写《民主的细节》，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我真诚关心什么问题，就会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思考、去读书。这样去读书，真的会很有收获，也会非常有乐趣。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发现一种草叫什么、一种星星叫什么的欢愉。
从真问题出发，也需要大家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你要有看到一个现象之后，努力去发掘现象背后有什么理论问题的能力。
比如以前我看一则新闻就是一则新闻，但现在我会思考这个新闻背后有什么问题。我现在看到电视里报道菲律宾的腐败案件，就会想民主国家也会有这么多腐败，这就是你穿透一个新闻去看背后的问题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亚的局势，就会去想为什么同样是中东国家，埃及的转型比利比亚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据这个问题去找许多书来读。再比如，看到泰国“红衫军”的新闻，你就会想是不是在民主国家民主会导致过度的民主动员。
凡是看到新闻，甚至是看到鸡蛋价格变化的时候，都会想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理论问题，所以，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读书思考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从实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论概念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发现问题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没有理论的背景。但许多问题是不可能从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须从经验来回答。
比如说，美国的民主是不是虚伪？你读再多的马克思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应该去读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民主的标准是国家出台的政策应与民众的利益吻合，那么你就应该去读这个国家出台的政策与民意测验的对比，这也是一种方法。
你不可能从那些经典著作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我鼓励这种实证的方法。而且我觉得这种实证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别谦虚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总是流变的，实证的方法导致你研究的结果必然是开放的，这是实证研究非常优美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对所有的答案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
在生活中，如果有人总是把话说得特别满、特别肯定，你就要去打一个问号，他一定是忽略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他一定把一些有限的材料当做百分百的论据来运用。
这就是我说的从真问题出发，以及从实证角度思考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