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吴非：记住，教师才是学校的主人

      教师是思想者，他的学生才能独立思考

      一位优秀的教师，会像美国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老师那样，让自己的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成为站立起来的人。

      当基廷被学校辞退不得不离开教室时，学生一个接一个地站到了课桌上，大声地喊道：“船长！我的船长！”——影片的这个结尾，从1997年起，我看了大约有五十遍，我之所以反复地体味这个场面，是想到：真正的教师应当追求这样的人生境界。

      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要为学生打好精神底子。如果仅仅告诉学生“有了分数就有了一切”，那是多么庸俗啊！

      要想我们的学生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自己不能跪着教书。优秀的教师应当无一例外是思想者。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所以，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

      教师自己应当先学会读书，善于思考。读书也要站直了读。跪着读，和不读书差别不大。

      让学生懂得爱，懂得善良，教师自己必须有爱和善良的情感，必须是人格情感健全的人。

      常常听到教师的模范事迹，说他们为了学生的高考成绩，如何把自己没满月的宝宝丢给别人带；如何丢下家中重病卧床的老人；晚上如何把五六岁的孩子一个人关在家中，等等。这些做法，恰恰是缺乏人性的表现。宣传这样的人和事，等同于宣传反人道、反人性。

      我曾对学生说：你们爱自己的父母，最好直接表达出来，要能向父母说一声“我爱你”。有位女生回家后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母亲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数学只考了65分，还说‘爱’我！”

      麻烦可能也就在这里：在一些家长眼中，孩子是否懂得爱并不重要，考试分数低了才是不得了的事。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心理往往会出问题。即使学生能有一个极高的“分数”，但若人格不健全，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而言，他也只能是个次品甚至是废品。

      1999年5月下旬，就在高三复习准备高考时，班上有位学生毕彦波突发心脏病去世。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会做工作，要我去向学生们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全班同学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

      当时有人主张“淡化处理”“尽量保密”，理由是“不能影响高考”。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教会学生直面人生苦难的课堂，如果他们不去送别，就说明他们作为人的情感仍然是有欠缺的。

      那天大雨倾盆，全班同学都去为他送行，男女同学都哭红了眼睛，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不可否认，这件事对学生刺激很大。高考结束时，我和班主任周老师看了一下成绩，一些同学可能是低了几分，但是和此前相比，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教育要培养的是有人性的人啊！

      教育的环境正来自于教育者的理想。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南师附中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著，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

      正是在那个年代，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原点——要按照教育常识办事，教育观念正确了，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捍卫常识”，就是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是“慢”的事业，就跟种树种庄稼一样。不要误了农时，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有了阳光，有了水分，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

      师道衰退，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主要在于教师自身缺乏追求。如果对一种职业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无论遭遇何种艰难，都改变不了人的职业操守。真正的教师，沉潜于教育教学的探索，逐渐进入澄明之境，获得精神的愉悦。他有“热爱”，而不会认为这是苦工式的奉献，不会把从事教育当作忘我的牺牲。

      评论家张鸣转述熊丙奇教授说过的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曾邀请该校教授拉比（Rabi）作演讲。拉比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拉比回答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

      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总司令，统领百万大军，威名远扬。可是在拉比教授看来，这位校长并不是学校的“主人”，而不过是“雇员”，学校的有名，在于有名师，而不在于校长是名人。

      校长不是学校的主人，支撑教育教学的教师才是学校的当然主人。

      中美学校的体制不尽相同，在我们的教育文化中，所有在学校生活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学校的主人。然而，这可能仅仅是名义上的。在中国的学校里，校长与教师谁是“主人”，虽然没有说清，好像又非常清楚。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矛盾已经暴露无遗。无论是提级，加工资或是分住房，都是校长书记做决定，几乎在所有的学校，都订出了有利于干部的分配方案，而众多“主人”不能置喙。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教师的控诉：当他们对校政提出不同意见时，校长往往只说一句“你不想干可以走”。——这就是说，在办学和治校方面，教师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建议权，学校的“主人”只能是校长（或书记）。

      而如果想看清学校关系这幢大楼的全貌，我们稍稍朝后退几步，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的学校也未必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说了算。

      在中国的学校，很难容忍有独立意志的教育家，很难容忍有独立人格的教师，因此也就很难培养有独立精神的人。

      教师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教育使命，才会真正地有主人的意识，而如果永远地有“受雇于”的认识，那他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使命，最终只能跪着教书了。

      同样，虽然时下的校长由教育局任命或委派，校长也并非教育局长的“雇员”，更不应当把自己当作教育局的“派出所”，他必须忠于教育使命，把自己当作学校的一员。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但教师并非人微言轻，教师可以和校长平等交流，对学校的决策发表看法，是教师的基本权利。

      在学校里，有那么多教师做梦都想“从事管理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当教师就没有尊严吗？”

      部分教师丧失职业自尊，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修养因素。如果教师权益得不到保证，他就有可能忽略社会赋予的职责，把自己等同于一般商业服务，产生简单的“交换”意识，无视师道约束，丧失自尊。

      如，官员视察学校，学校组织全校清扫，下达“封口令”，通知教师不要随意走动；企业家赞助学校，学校降分录取老板的子女，并编进最好的教学班，对教师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学生毕业搞房地产发财，学校以学生姓名设立“奖教金”……这些，在当今教育界习以为常，但点点滴滴，却勾画出了教师的卑微地位。以这种不能直立的精神状态，教师就不可能成为一盏明亮的灯，他在学生面前无法起到精神表率作用。

      在这种环境下，教师要有勇气，大胆表现自己的意志。话语权是属于你自己的，不是别人赏给你的。

      我有次在外地讲学，当地一位教师对我说，吴老师，你和我们校长认识，你帮我们劝劝他：每星期能让我们休息一天，好不好？我就问，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说呀？他说我们哪里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连休息权都被剥夺了还不反，他的学生如果向他学习，以后只能当奴隶。

      我想，作为教师，得有专业追求，别总想着走仕途。

      比如，有些年轻教师，厌倦讲台，连教案也不认真写，总是“混课”；可是一旦当上了管理干部，他便经常性地检查教师教案，提出许多过分的要求；他们不上课（也上不好课），却总是对教师指手画脚。当了干部，就可以“藏拙”，外行就能领导内行，目前教育界这种情况很严重。

      优秀教师，要注意发展教学智慧。教育是让人变得聪明和有教养，教育者自己要变得聪明一些。建议老师们不要一味苦干，要多动脑筋，做一个智慧型的教师。同时，要有一个好的体格，要多照顾家庭，尽可能地享受天伦之乐——我们那一代教师做得太苦了，让学生看在眼里，害得他们尊敬教师而不肯当教师，真不合算！

——中国教育报记者沈大雷综合自吴非博客文章、中国教育报《王栋生：捍卫常识的思想者》等文，感谢吴非老师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