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
读这些中国的“老故事”，我就想到同样老的“经典”。由给儿童读这些“老故事”，我也想到一些地区风行的儿童“读经”。多年前，我与阿甲等人讨论儿童教育领域的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共同表达过需要重视民间文学的观点。我也曾写有《童谣之“大”与王财贵的儿童读经之“小”》 一文，从题目中即可看出我对儿童读经，特别是将儿童读经搞成运动的看法。
曾有古人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出自《庄子·田子方》）古代的君子是如此，宣扬“儿童读经”的现代“君子”也大都有此通病。
王财贵教授曾经这样批判应用儿童文学的小学语文教育：“念‘小老鼠，上灯台’，念了六年，一无所有。”我猜测，面对这些与“小老鼠，上灯台”处于同一维度的“老故事”，他很可能也会不以为然。
但是，我却认为，同“小老鼠，上灯台”等童谣一样，作为民间文学的这些“老故事”在儿童阅读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文化传统的传承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托海姆是这样说的：“今天，像过去一样，养育孩子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对于这一任务，父母和其他照料孩子的人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将它传授给儿童。在儿童时期，只有文学能最好地传播这种知识。”
贝托海姆所说的传授文化传统的“正确的方式”非常重要。我主张，用儿童文学的思想和方法来梳理、甄别、改造传统文化中的资源，而不是直接拿来“圣经贤传”，不问青红皂白，捏着孩子的鼻子灌下去。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不加甄别的硬性“灌输”的不可取。
在思想内容上，儿童读经多用《三字经》为教材，尤其是爱用“孔融让梨”这样的故事，以为这样的故事是在赞扬谦让的美德。可是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美德故事。《三字经》中是这样说的：“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可见，在“孔融让梨”这个具体的故事里，是“四岁”的弟弟孔融让给上面的哥哥。孔融有五个哥哥，如果按照一年生一个孩子来算，这五个哥哥的年龄大致是5、6、7、8、9岁。很清楚，在《三字经》中，“孔融让梨”不是表现一种谦让美德，而是在宣扬“悌”于“长”这一“孝悌”次序。
对于“孝悌”，《论语》是这样解释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悌”这种道德，不是如钱文忠所解释的是兄弟间的友爱，而是弟弟对兄长自下对上的恭顺。“悌”在古代，是必须遵循的礼法。所以，“《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不是“情”，而是“法”。
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法”在当今社会是合理的吗？儿童教育，包括道德教育，不能不考虑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四岁”这个年龄很重要！正是因为是一个四岁的弟弟给八九岁的哥哥让梨这一事实，使“孔融让梨”的道德教育失去了“道德”的根基。
我认为宣扬四岁的弟弟给哥哥让梨，会给幼小的心灵带来阴影甚至是伤害。为什么？研究儿童哲学的马修斯教授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事例——飞迪（6岁）因为父母朋友的三个孩子霸占了电视，他们不让他看他所喜欢的频道。飞迪很不高兴地从沙发上起来，走到厨房去。“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妈妈问。“可是他们要看Moomins！”飞迪失望地说。“对不起，”妈妈说，“我知道你受不了那个节目。不过，你这样想好不好，让三个人快乐不是比一个人快乐好些吗？”飞迪想了一下，疑惑地问：“妈妈，为什么三个人自私比一个人自私好呢？”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小孩子的心灵是很敏锐的，他们对公正是有思考的。四岁的幼儿若被教以让梨给哥哥的话，他们是会感受到其中的不公正的。
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谦让”精神应该是强者（有能力获得资源、分配资源的人）谦让弱者（没有能力获得资源、分配资源的人），或者至少是两者都有获得资源的机会，一方让另一方。如果是反过来，要求弱者谦让强者，社会就会陷于不公平。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如果以“融四岁，能让梨”这一故事为道德标准，先走的就不是儿童，而是大人；不是妇女，而是男人。按照常理，在一般的家庭里，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四岁的弟弟和七八岁的哥哥之间，有资格分梨的当然是哥哥而不是弟弟。也就是说，哥哥是强者，弟弟是弱者。如果哥哥不先拿大梨，反倒让弟弟“谦让”地“让梨”，弟弟不会感到不公平吗？“孔融让梨”这个弟弟给哥哥让梨的故事，是与“尊老爱幼”这一社会公德相违背的。
要儿童读经，必须先对古代经典的内容进行甄别。我主张对儿童进行传统教育，必须进行“现代”转化。我注意到“中国老故事”丛书里的《李寄斩蛇》就做了“现代”转化这一处理。《李寄斩蛇》取自《搜神记》里的《李寄》。在《李寄》中有这样一段话：“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李寄所说之言，表现出的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但在该丛书里，李寄已经没有这种封建思想。故事出现的是，“别看李寄是个女孩，父亲却一直疼爱她”这样的文字。
古代的经典，大多是文言文写作。这就有个传达形式的问题。很多儿童读经，采用的是过去私塾教育的那种盲诵枯记式的读经方式。对这种硬性“灌输”的方式的无效性，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王淑芬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曾经给予嘲讽。她写儿童读《论语》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不知其意，结果读成了“只只喂只只，不只喂不只，四只也”。其实此种盲诵枯记的做法，鲁迅当年早就进行过批判。
我认为，对儿童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民间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与《论语》《三字经》等经典不同的是，民间文学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更加贴近儿童心理和接受能力，更有助于儿童的精神成长。
在思想内容方面，民间故事触及并解决着儿童成长的深层心理问题。心理学家雪登·凯许登在《巫婆一定得死》一书中就指出：“但童话故事不只是充满悬疑、能激发想象的冒险故事，它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娱乐效果。童话故事在追逐奔跑、千钧一发的情节后，还有严肃的戏剧起伏，能反映出孩童内心世界发生的事件。虽然童话故事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它能取悦孩子，但它的魅力持久不衰，则是因为它能帮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雪登·凯许登紧紧抓住民间故事中的“女巫”（凡是对故事主角造成致命威胁的都是女巫）这一形象。他认为民间童话处理的正是虚荣、贪吃、嫉妒、色欲、欺骗、贪婪和懒惰这“童年的七大罪”，它由“女巫”来代表和呈现。但是，女巫并非真实的人，而是一种心理力量的表征，在无数民间童话中，女巫都代表所有孩子努力抗拒的某种天性。
雪登·凯许登说：“童话故事之所以能解决这些冲突，是因为它提供孩子一个舞台，演练内心的冲突。儿童在聆听童话故事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内心各部分投射到故事中不同角色身上，在各个角色身上‘存放’内心对立的各种特质。举例来说，《白雪公主》的邪恶皇后，是自恋的代表，而读者认同的小公主，则代表儿童心中渴望克服自恋的部分。打败皇后就代表自我的正面力量战胜了虚荣的冲动。”为什么在民间童话中“巫婆”，即代表邪恶力量的角色一定得死？雪登·凯许登的解释是：“从心理观点来看，快乐结局象征自我正面的力量获胜，女巫被除掉，她代表的邪恶部分随之消灭，儿童就不再受到自我谴责、自我怀疑的干扰。自我经历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洗涤，让小读者感到安全，自我肯定。”
这套“中国老故事”收入了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民间文学作品，也具有雪登·凯许登所说的“演练内心的冲突”“解决这些冲突”的教育功能。比如，《范丹问佛》这个故事，生活贫困的范丹去西天找佛祖问怎样才能获得好生活，一路上遇到了员外、土地公公、乌龟，他们分别让范丹帮他们问能使女儿开口说话、升迁、成龙的办法。范丹一一答应了。可他走到西天，当值的罗汉却告诉他，佛祖说，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事，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这显然对范丹是一个考验。儿童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扪心自问吧。范丹最后选择了遵守诺言，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帮他人问事。由于经受住了佛祖的这个考验，范丹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九色鹿》这个故事中，九色鹿救落水人不为报答，可是面对诱惑，落水人却忘恩负义，最后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的故事，体现了民间文学处理善恶的方式：黑白分明。这种黑白分明的善恶冲突的故事，使儿童内心中的善恶冲突得以确认，并从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在艺术形式，特别是语言形式上，民间文学也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民间故事的三段式结构，比如民间文学的口语讲述的语言，对于儿童的心智发展和语言发展，与作家文学和书面语文学形成了互补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说“老”故事的价值。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的发展，往往是新的取代旧的，但是文学则不是这样。文学有变化，却往往不是否定和取代。《诗经》的艺术光泽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被洗去，同样，古老的民间故事也会历久弥新，在儿童的阅读中，在儿童的精神成长中，显示出其不“老”的价值。
（朱自强，儿童文化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