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知道钱钟书，不仅仅是他的才气，不仅仅是《围城》，还有他和夫人杨绛如同“车马邮件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感情。
1932年的一天，钱钟书与杨绛相识于清华大学古月堂。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订婚。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
钱媛同样是一位才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英语系教授，虽然于1997年去世，但“我们仨”的故事，至今流传，感动了无数人。
钱钟书的教育观在今天看来，依然另类有趣，毫无落伍之嫌，值得现在被辅导孩子作业逼疯的父母深思。如今的家长们一碰到关于孩子成绩时就难免着急上火、鸡飞狗跳，亲子关系几乎降至冰点，父母累，孩子也累。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钱钟书先生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求索的过程是学习中最重要的
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辞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钟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当钱瑗想让父亲给她讲古诗时，钱钟书说：“古诗有什么好讲?自己去看!”就这样，小小年纪的圆圆，为了求知，开启了自主阅读之旅。得不到解答的疑惑成为了她求学最好的动力。
钱钟书从小培养钱瑗独立学习的能力。夫妇二人虽都饱读诗书才富五车，但绝不轻易解答女儿困惑的问题。两人深知，疑惑、求索的过程才是获得学识的法宝。
现在的孩子，能够独立学习的少之又少。学习时，父母陪着，不会了，父母给上网查着。甚至，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是发给父母的。从学校到家庭，留给孩子独立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少。
这是父母与子女成为朋友的重要条件
钱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孩子还要顽皮。
钱钟书每天临睡前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窝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恶作剧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却百玩不厌。
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阿圆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钱钟书虽然忙碌，但在家庭生活上却没有缺席。在女儿童年成长的关键时期，更多时候他全然没有身为严父的威严，却是把自己当成女儿童年最好的“玩伴”。
有趣的父母不仅可以与孩子成为朋友，还能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有趣”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品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有趣总能度过难关，不至于钻牛角尖。
杨绛读书时，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描述理想婚姻的状态：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这段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表态：“我和他一样。”杨绛也即刻回应：“我也一样。”
夫妻双方彼此相爱是爱孩子的一种表现，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才能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爱。
现在的夫妻因为生活压力大，普遍情绪管理能力较差，动不动就吵架，这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其不好的。扎克伯格曾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演讲时提到，“其实相比于Facebook，我生活的乐趣和幸福来源于我的家庭!”虽然扎克伯格的事业逐渐壮大，但夫妻俩依然保有最初的甜蜜，相处方式既简单又纯粹。
父母关系融洽恩爱，对孩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孩子心态平和，对周围的世界心存友好。
一次，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在家讨论古诗，圆圆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第二天女儿便要求父亲为自己再讲讲古诗。
圆圆见父母“嗜读如命”，自己也依葫芦画瓢，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竟然渐渐就读出了门道。
钱钟书与妻子杨绛经常会讨论学术，家中的这种气氛深深影响和感染着女儿，拨动着小钱瑗好奇的内心，同时，也潜移默化塑造着她的品性。
钱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后来他写《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阿圆稍微长大些，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
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钱钟书自己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尽管夫妇俩均是中国学界的大家，但从未有过学者的身段与架子，在家中亦是。在家庭中，他视孩子如朋友。三个人站在同等的位置上对话，地位平等，互相倾听互相尊重。
杨绛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生活的朴素，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但生活的光，是在平凡中找到的趣味。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那个万里挑一的、有趣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