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曾自拟小传：“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如此而已, 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这句话，从老舍与书的故事有着必然的联系。老舍先生是读书人，也是写书人，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留下了不少和书有关的故事 。
写家(老舍先生总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离不开字典，老舍先生的案头老有一部字典，估计，他常常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它。这是一部按语音查部首的字典，而且是老式的，是按“勹攵冂”那种。这种字典对写作来说很实用，先知道音，然后按音查字。
现在找到的最早的一本老舍藏书竟然是一部《辞源》，扉页上有他的题词。写得很有些伤感，大意是：买不起大部头的，好歹总算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
这段话算是他的藏书之“源”吧，带着他的人生苦涩。
老舍先生自打师范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读书高潮是英国时期，即1924—1929期间，那时他25—30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五经。空余时间很多，为了学好英文，开始大量阅读英文的原著。
那个时期的阅读方式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乱读”，第二个阶段为“有选择的重点读”，又叫“系统读”或者“一人一部代表名作”。
对“乱读”式，好理解，即抓到什么念什么，无计划、无主张、无选择，其中有名著，也有女招待嫁给了皇太子这样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乱读”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书都看，对他来说大部分还是文学类，有少量的科幻读物，如威尔斯和赫胥黎的著作。“乱读”也有很积极的因素，在最早的读物中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有歌德的《浮士德》，有狄更斯的《大卫·柯波菲尔》等名篇。老舍先生喜欢上了狄更斯，觉得很合他的口味，视他为写作的老师，很想模仿他，自己也试一试。做比较文学的学者曾以嬉戏的口吻说，以老舍的文学成就而论，可以比作英国的狄更斯或者俄国的契诃夫。这样的比喻，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为了学英文，老舍开始念名著，而且是系统地念，由希腊悲剧念起，当然只是念英译本。据他自己说，念得很辛苦，因为有的名著并不好念，念起来索然无味。那也不怕，愣念，死啃!
所谓系统地念，是有次序的，先读欧洲史，再读古希腊史，然后是希腊文艺，古罗马史和古罗马文艺。古希腊是由《伊利亚特》开始，接着是荷马的《奥德赛》。可惜，都不喜欢。看了希腊三大悲剧家之后，又看了阿里斯托芬的希腊喜剧，觉得喜剧更合他的口吻，和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在风格上也很合辙，爱开玩笑啊。他最喜欢希腊短诗，它们让他沉醉。古罗马的东西同样让他感到气闷，包括弥尔顿和维吉尔的诗，他只从罗马散文的雄辩中体会了罗马的伟大。读完了这些，该读中古时代的作品了，他读了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均不甚了了。他非常喜欢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几种译本都收集到了，还读了关于但丁的论著，一时成了“但丁迷”，以为《神曲》是天才和努力的顶峰，让他明白了文艺真正的深度，说在《神曲》里不光有人间，还有天堂和地狱，让他明白了肉体和灵魂的关系，而文学是应该关注灵魂的。
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复古主义的东西，他颇有好感，觉得文字应该先求简明和思路上的层次清楚，然后再说别的，这点很可借鉴。
最后读到近代的英法小说，此时，大概已是1928—1929年，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二马》了。他先打听了近三十年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订了一个计划，对每一位作家最少要读一本作品。可惜，那个时代的小说实在太多，名著也多，常常读了一本代表作之后，忍不住要再读他的另外的名著，而使计划落了空。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都占去了老舍很多时间，好像落在了小说阵里。这些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明白现代小说要用引人入胜的方法去作某一事物的宣传，要有写实的态度，和尖刻的笔调，要成为人生的教科书和社会的指导者，而不只供消遣，但又不是社论和说教，要健康、崇高、真实。多读，知道的形式多了，可以有助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形式，但又不应刻意去模仿某一派的作风。
1930年回国后，老舍先生又读了许多十九世纪俄国的作品，觉得它们是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
现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一位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居然回国之后，敢于先后在两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开了多门的文学课程。这就是因为老舍先生在英国的五年之内念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肚子里有货了。老舍先生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开了以下这样的课：
“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又名“小说作法”)
“世界文艺名著”、“欧洲文学概要”、“高级作文”、“欧洲通史”(又名“西洋通史”)。当然，开这些课，按大学里的规定要亲自写讲义，由学校刻印后发给学生。老舍先生备课极认真，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讲义备课，并没有时间写长篇的小说。仅以现在发现的舒舍予著齐鲁大学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他在此书中直接引用了多达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学者和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可谓丰富多彩、旁征博引、扎实有据。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虽然一年一部，但都是在暑假中“玩命”才写出来的，而绝不肯在授课期间，在用功读书上马虎，绝不肯去误人子弟。
这就形成了他的第二个读书高潮，以备课为中心的读书高潮，目的性很明确，有他的讲义为证。
老舍先生买书藏书始自英国。当时他的年薪相当低，只有250英镑一年，相当一个本地大学生的助学金。三年后，经过申请，才涨到300英镑。他还要寄一部分薪金回国赡养寡母。由于经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饿状态，身体过瘦，得了胃下垂的毛病。但他还是精打细算，省钱买书。回国时竟带回来不少图书，其中最珍贵的有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到济南、青岛教书时，薪金之外还有稿费，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开始大规模购买图书，书屋里有不少书架，到抗战前夕已有相当规模的藏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先生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书籍也打箱运到了济南。到11月，形势突变，老舍先生被迫只身出走，离开济南，南下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夫人和孩子，以及书籍都留在了济南。他动身之前，将书籍、字画都打箱存放在了齐鲁大学图书馆。一年以后，黄河济南铁路桥通车后，夫人带着孩子回到了沦陷的北平娘家，把家具也存济南，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从此，那些书籍、字画、家具以及书信都下落不明。后来听说，日本军队进驻了齐鲁大学，学校的资产被洗劫一空。老舍先生对这次重大损失伤心不已，特别于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大皆空”》。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且莫伤心图书的遗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须打倒日本军阀!”
从此以后，老舍先生基本上不再买书，免得丢了以后太伤心。
丢书丢怕了。
他的悲剧也是当时全中国读书人共同的悲剧，时代所定，无一幸免。
1949年以后，老舍先生又开始存书了，不过真正自己买的并不很多，绝大部分是赠书。新版《鲁迅全集》出版时，第一时间，他派子女去新华书店排队购得一套，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并把由美国带回来的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团诸公奉周总理之命邀请他回国的信函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可惜，“文革”抄家时连书带信全被抄走。归还时，《全集》已不是原书，珍贵信件下落不明。
老舍先生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诗人里他喜欢李白、陆游、苏曼殊、吴梅村的诗词。古典小说里他喜欢《红楼梦》、《金瓶梅》。
现代作家中他最佩服鲁迅。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六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或被选为主席，或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他都讲了话，还两次当众朗诵《阿Q正传》，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七章，受到热烈欢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老舍先生致了开幕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