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语言中习用的“人文”一词来自拉丁语“humanitas”，这个词既有“文化”、“教化”、“教养”、“文雅”的意思，又有“人性”“人格”、“人情”、“仁爱”的意思。
但自两千多年前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用这个词指一种独特的教育大纲起，后来使用拉丁语的人们就越来越多地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亦即主要是将希腊语中的“paideia”(指为了培养自由公民而实行的一种全面的文科教育)的意思赋予这个词，而不是将希腊人称之为“philanthropiad”(指人们之间一种友谊友爱的精神)的意思赋予这个词。
这样，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人道”、“人文”和“人性”三个概念来做一些区分(这也大致符合这三个词的中文意思)。
“人道”是指关心别人，甚至尤其是指关心弱势者，例如救死扶伤。当然，“人道”根本上应当是指一种同情、仁爱，以合乎人的身份和尊严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
而“人文”则主要是指一种文化、教育、教化，以及个人通过这种教化所达到的一种自我实现和完善。
“人道”是指真心关怀他人，是体现一种同胞之情;而“人文”是努力实现自己的各种才华和德性(当然也包括道德的德性)，同时也是展现人类各方面的最高优越性和独特性，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纹路”)。
而“人道”和“人文”这两个方面当然都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既不同于“动物性”，又不同于“神性”的“人性”。它们恰好展示了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即：
一是发展自己，一是关怀别人;
一是致力于最高，一是垂怜于最低。
古人更多地考虑前者，而今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后者。所以，现代社会在最低的，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水准有所提高的同时，最高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准却可能有所下降。
在西方，“人文”是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分不开的。伯利克里曾自豪地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而“希腊”迄今也是西方人的学校，是人类的学校。
古希腊人的人文教育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教育，当然又是自我承担的教育;一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实现人性之卓越的人，应当从纪年起就接受这样一种教育，甚至在这件事上不惜气力，不吝钱财。
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入这种教育，但其天赋和决心的程度、付出的代价和努力的程度自然会导致最后达到的成就的高下。
这种教育的内容也许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主要是训练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广义的音乐，包括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
二是体育，这里追求的不是片面的体能、记录，而是身体全面的均衡和优美。
比较高级的是学习语言文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等较抽象的技艺，而最高的则是学习辩证法、哲学。当然，达到甚至愿意走到这一步的人就比较稀少了。
那么，从历史的形态看，这种追求人类各种最高的可能性的“人文”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它旨在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历史上也是“人文”或者说“人文教育”的富国。古代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它们的重要性也大致是按此次序排列的，最前面的最为重要。但学习的次序倒可能是相反。
如果说“书”、“数”是学认字，写字和算数的初级教育，“射”箭和“御”车则主要是锻炼体能和武艺;而“礼”、“乐”则是整个教育的核心，其中“礼”主要是有关伦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教育。而“乐”则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
重要的是，学习这些技艺并不是为了用作谋生的“一技之长”或者挣钱发达的手段，而是就以人本身的完善为目的。
所以，在各种技艺中要保持某种平衡，要分清主导的技艺和次要的技艺，对于那些次要的技艺，甚至不能过分地去追求完善，尤其是当它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完善的时候。
例如，亚里斯多德就对过分精通长笛不以为然。只是娴熟某一乐器而并不能完整地欣赏音乐以至文化，那只能是“雕虫小技”。
古代奥林匹克竞赛会对“专业运动员”也是闻所未闻，那时所有的竞技都是业余的(amateur,爱美的)。
不仅体育竞技是业余者参加的，诗歌、悲剧的竞赛也是业余的，甚至竞争的各种官职也基本是业余的，而集各种业余于一身则是全面。
“人文”的教育所追求的理想是博大、优雅和完整，因为人是完整的，世界是完整的，人不能片面地割裂自己，不能物化，“君子不器”。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学习和训练内容都是为了培养德性，都是为了人的博雅、卓越和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