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杨澜：我为什么能成“学霸”

      我出生在北京海淀区，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院子里，我的父母在那里任教，当时能考上理工附中，是我们这片孩子心中最大的愿望，这个学校给了我很多。

      当时，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虽然有时候压力挺大的，但现在回头看，我们养成了有韧性、有承受力，特别是对挫败感有承受力的这样一种学习的精神，这在我此后的求学和职业生涯当中，成为我克服困难的内在的动力。

      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我都是在理工附中，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风气开始比较开放，各种各样的名著都能够进入市场。当时除了完成在学校的学习和功课，我还看了大量的课外书，像尼采、萨特、叔本华等等，其实当时都看不懂，但是那种学习的氛围是这样的，同学之间一见面都讨论“你们对叔本华的‘人生没有意义’是怎么看待的？”这样的问题。

      虽然当时学习压力特别大，但读课外书成为了我们学生当中的一个风气，这与我当时选择文科有很大的关系。但也让我学会了阅读、学会理解、学会写作，这种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愉快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多一点课外阅读，拓展自己的思维。 

      几个星期之前，我接到了我们的体育老师徐勋老师的电话。

      他说，他要退休了，想在退休之前把我这个当年的学生请回到母校来。

      我说，徐老师您都要退休了？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我们上初一的时候，是1980年，徐老师对学生特别仁慈，“你们觉得跑1500米特别累吧，那就先跑800米，热身一下吧。”我们和他没大没小的，下了课吊在他的膀子上，高兴！现在回想起那时候他也就20岁出头，还是小鲜肉呢。

      从理工附中毕业的时候，我是以文科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学大学的英美文学专业，也是当年考入北外里，北京分数最高的一位。当你所学、所积累的能够为社会、为自己城市做点什么的时候，那是非常有自豪感的一件事情。

      在理工附中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重视英语的学习。语言不可能一蹴而就，语言是靠每天来积累的。每一点的阅读，每一点的听力训练，每一次的沟通都非常地重要，它就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一个过程。

      我当时的老师是李育民老师，我们的课堂是非常有火药味的，我们常常和老师争论，这个词、这个语法是不是一定只有这一种解释的方式，课堂非常地活跃。

      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贯的语言积累对我后来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学一门外语是非常好的，能够为你打开另外一个世界，能够无障碍的进行一种深度的交流，希望大家把外语学好。

      留学的时候，我认识到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对历史要做多维度的了解。

      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特别是我成长的青少年的时代，关于历史的讲述是非常单一和刻板的，有时并没有展现历史的全貌，这影响了对事物的判断。

      我特别感谢我当时的历史老师，任一林老师。他当时在上课的时候除了讲书本上的东西，还讲了大量的其他的历史事实，他的阅读量非常的广泛，所以听他讲课，听得特别入神，而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学校60周年的时候，我和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回来了，任一林老师也回来了，他拿出一张我高三在他的课堂上做的一个历史作业，他居然保留着，纸张相当的整洁，虽然发黄但平整的像全新一样。这样一位心里有学生的老师，他是以深厚的情感和真正的投入在教课，所以我们和他的感情也不一样。

      所谓真才实学，我认为不要满足于被灌输的单一的理念，不要以单一的理念对这个世界做简单的道德评判，而应该去了解不同角度的视角。

      表达是人重要的能力，不仅仅是当你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去做申奥陈述的时候才是一种表达。

      其实表达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你能够表达出来，当你能够像小老师一样跟大家表述出整个对这个单元的理解的时候，你一定是理解得非常的深入的，所以表达是一种加深学习和提高学习效率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容易比较极端地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好和坏、美与丑。真正在社会上的时候，你会对背景进行复杂的判断和梳理。但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喜欢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时的我们比较性急。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勇气。对美与丑有一种更直接的情感。进入社会后，应该保留自己身上的一点学生气，不要让社会的磨砺使你失去棱角，变成一个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独立观点的人，要珍惜自己的梦想，也许在年轻的时候除了梦想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是无价之宝。